10月份以来,国际汇市风云变幻。月初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美元贬值潮,美元指数的破位贬值触发出了一波波国际大宗商品的涨价效应,而到下旬,美元指数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美元光怪陆离的走势背后是各国政府在国际汇市上的明争暗斗。巴西政府日前开始了对外汇投资资金流入征收2%的税,以遏制雷亚尔的进一步上涨。加拿大央行也表示,将可能通过买入美元阻止加拿大元上涨。同时,随着日元的持续升值,日本政府也将采取类似干预措施避免日元进一步上涨。除此外,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日前也开始对汇市干预。
在这场美元贬值与遏制贬值的攻防战中,人民币当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1月2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以“中国立场”敦促人民币升值。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预期上升,三季度中国外汇储备新增618亿美元,其中有410亿美元的偏差。这410亿美元中,除了汇率调整等方面的收益外,大部分当属无法解释的热钱。与官方统计相对应的是,广东等沿海地区目前已经出现了类似07年热钱涌入的一幕——许多海外资金以内地的实体企业为载体,变相进入内地赌人民币升值。
面对这种情况, 11月1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广交会上表示,未来中国相关经济政策和人民币汇率会继续保持总体稳定,给企业稳定的预期。
其实,以人民币升值作为平衡贸易、改善全球失衡的突破口,理论和实务上都站不住脚。一国经常项目盈余是储蓄与投资之差额。这个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表明,汇率问题并不是导致一个经常项目盈余的原因,充其量是一种手段,甚至可以说汇率一定程度上是国际贸易失衡所伴随的结果。因此,若缺乏平衡一国储蓄与投资的切实有效的手段,促使经常项目盈余国扩大内需和有效市场需求,那么通过简单的汇率调整根本不可能矫正失衡。当年日美间广场协议后的情况早已证明汇率变动与贸易平衡非直接关联。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五国签署了《广场协议》,然而,自日元和马克相对于美元升值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并没有有效改善,美元贸易赤字依然持续增长。广场协议只不过改变了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来源结构,并没有改变经常项目赤字不断上升这一事实。在日元飙升期间,日本企业通过向中国等地转移部分生产能力避免日元升值对日本本土出口的冲击。从而,日本本土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部分变成了东南亚和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而东南亚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就有相当部分是属于日本的GNP。
同样,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升值了大约27%,但升值并没有改善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不断累积的问题。中国对美国出口从2005年的1629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523亿美元,三年增长了55%,年平均增长18.3%。显然,通过汇率来矫正贸易失衡从理论和实务上都是文不对题的。当然,在中美两国都未能在储蓄和投资做有效调整下,依靠美国放开高科技等领域出口来解决两国贸易失衡问题也更多地是权宜之计,而非根本之途。
汇率问题从来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当前,就美元汇率问题上,美国与其它国家间的汇率斗争程度暂时低于上世纪80年代,但其本质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面对再次上升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应如何权衡和应对?首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对于贡献了中国GDP1/3多的外需来看,中国这种大进大出的经济特点,促使市场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客观诉求。
其次,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确实低于其均衡水平,而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大量的福利通过商品出口不断向海外流失,客观上降低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在外汇紧缺年代,忍受中国整体福利的外流从而换取中国海外购买力以提升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其必要性,现在,允许人民币适当的升值则利大于弊的。以中国整体福利随出口商品流的外流而换取中国贸易部门低附加值的竞争优势,是得不偿失的。同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偏离均衡水平,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阻碍了内外失衡的调整。
再次,从最近美国传出的声音看,美国国内甚至出现了与欧元和人民币等分享世界货币地位,以及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做切实让步的举措来促使人民币升值和促进美国向出口驱动型经济型转型。同时,为对中方制造压力,贸易摩擦增加。而随着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相对于欧元等也出现了明显的贬值,这客观上使欧盟等倍感压力。因此,当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越来越多样化、国际化。
显然,不论是从本国利益出发,还是从国际博弈的角度,人民币确实需要通过适度的升值来达到平衡政治、经济以及短期、长期等各方面矛盾。即当前人民币汇率处于何种位置才能调节好内外利益、短期与长期利弊的关系。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反驳汇率改善贸易失衡的论调;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不能简单消极应对。如关于何为适度,简易地说就是升值幅度既不会给中国贸易部门带来沉重的打击,又能够在国际上起到适度缓解外界的压力。当然,在允许人民币适度升值的同时,应该避免热钱流入,导致升值失去控制。而要避免这种连锁效应的出现,中国应该从政策乃至制度层面缓解资产价格泡沫,以此降低热钱对赌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并提高其机会成本。
另外,缓解外界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之途是改革中国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制度,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逐渐缓解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