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小出口，扩大进口，降低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在贸易领域实现所谓“再平衡”，以利于西方诸国的经济发展。对于这种要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西方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
不可否认，相对于中国而言，西方主要经济发达国家最近三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的确非常令人沮丧。欧盟国家近三十年来的GDP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不过3％。而根据中国媒体所透露的数据，中国从1978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从1990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0．5％。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近14倍。两者相比真可谓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可是造成西方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甚至滞缓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西方经济发展的滞缓？毫无疑问，西方最近三十余年来经济发展滞缓与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并没有直接关系。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下二次大战之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GDP增长就可以发现，实际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滞缓是从二次大战之后就开始的，而并不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这说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
可见，把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发展，归结为中国对外贸易猛增，归结为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活力下降的必然结果，而根本不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的结果。
政府开支过大是发展滞缓的关键
造成西方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就是政府开支过大。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发现：在政府开支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适合关系，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开支，可是如果政府开支过大，超出了一定的比例，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GDP增长的滞缓。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称这种政府开支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为“拉恩曲线”（Rahn Curve）。更有经济学家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今西方国家的政府开支与GDP的增长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政府开支过大是导致西方国家GDP增长滞缓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很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采取降低政府开支、减税的方式来解决西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问题。西方国家这些年来民众的减税要求就是基于这种经济理论。最近美国社会对于奥巴马社会医疗保障改革的激烈反对，实际上也是这种经济主张的反映。
可以预言的是：如果西方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不解决，民众的税收负担不减轻，民众的消费支付能力就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提高，市场需求就必定会继续疲软，西方发展滞缓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即使中国按照西方的要求使人民币升值，大幅度减少出口，西方经济也不可能彻底走出发展滞缓的困境。
警惕西方政治家的“忽悠”
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将自己的经济问题归结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政治的原因。应该承认，西方民众对于西方当今社会的经济问题是非常不满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这种不满又大大升级。西方政治家为了推卸自己的领导责任，不得不提出一种荒诞的理由，将民众的不满巧妙地引向海外，引向中国。西方经济学家才提出了要中国刺激民众以当前的储蓄来消费，要中国降低储蓄和扩大内需的“经济学主张”。
另一个原因是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原因。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很久的发展史，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绝对不是万能的，因为它根本无法解释当今西方社会的许多经济现象。可是西方经济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西方经济需要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西方经济学也需要一次伟大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西方经济就根本不可能走出困境。
如何对待西方的不合理要求？
其实相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人民币是否真的需要升值还是非常值得认真反思的。不可否认，人民币是存在着升值的动因。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些动因是否已经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全部必要条件和基础，还是需要认真计算的。在没有进行认真评估的前就下结论是危险的。
但是也应该注意，简单地指责西方过度超前消费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祸首，也是不合时宜的。毕竟西方的民众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对于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经济学理论是很难辨别的，因此在西方政治家的忽悠下，西方民众很容易被误导，将自己的不满错误地转向中国。而且也应该承认，过去中国的应对方法实际上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更没有将这种不合理要求转化为中国的机遇。所以中国实际上应该采用新的方法来应对。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开支过大，超过了经济本身的承受度。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会普遍产生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这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和军费开支庞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只要在这两个方面适度消减开支，政府的开支就会大大降低，就会降低负债率和减税。以美国的情况来看，2008年其军费开支为6070亿美元，占GDP的4.26％。因此中国可以要求西方国家对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合理改革，减少社会保障开支。在西方改革政府的开支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西方各国政府开支中的一半以上是用于社会保障。可是这种巨大的开支并没有真正解决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问题。这表现在保障覆盖面、保障标准和保障质量几个方面。造成这种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保障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非常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大锅饭）。因此民众对于社会保障的不满非常强烈，要求对社会保障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医疗保障改革大争论，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社会保障必须进行改革的集中体现。这实际上是中国向西方提出合情合理经济要求的一个绝佳机遇。中国应该在这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向西方提出加快改革的要求——这就是要求西方国家对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科学地改革，使之成为一种既可以提供全面而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又可以节约大量政府开支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看到的是，提出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是会得到西方民众的支持的，西方各国的政府也是无法反对的。而只要西方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则西方经济就自然会走出发展滞缓的困境。